新时代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同性研究

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复兴靠人才。完善人才战略布局，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过硬的人才队伍，是新时代人才工作的方向指引。学科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其结构能直接反映人才的供给结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分别在1987年、1993年、1998年、2012年、2020年和2021年对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进行了6次修订，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也修订过5次，旨在通过计划手段调整人才培养结构，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需求。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学科结构调整工作深入推进，在《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文件中，分别就“加快布局前沿学科专业”“解决经济社会中的重大战略问题”等做了专门部署。不仅如此，党的二十大报告发布之后，教育部等部门又颁布了《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下称《改革方案》），强调要坚持“四个面向”，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知识创新、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需要。在此背景下，探讨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学科结构，成为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关键议题。

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来看，2023年我国已经超过60%，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深度普及化阶段。与精英化和大众化阶段不同，普及化高等教育与外部系统尤其是产业发展的关系更加密切，其功能需要通过学科结构来实现。有数据就显示，截至2023年5月，全国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布点总数6.6万个，较2012年新增1.7万个、撤销和停招了近1万个专业点，每年调整幅度将近5%[1]，如此大规模的专业动态调整正是对照产业演进中的人才需求变化。当然，伴随着技术风暴的升温和新兴产业的崛起，产业演进模式也由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这不仅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也影响着学科结构的调整。鉴于此，本研究立足于新时代，旨在探讨以下几个问题：高等教育学科结构样态如何？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同发展趋势是否稳步上升？学科结构升级的方向在哪里？有效解答这些问题既有助于系统了解过去及当下的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也能对未来的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升级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研究假设

1.协同发展趋势：“上升趋势”抑或“下降趋势”

协同学理论（Synergy Theory）是近些年来在多要素、多领域耦合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新兴理论，该理论涉及的“涨落”现象指的是子系统间相互协同时出现的上升和下降趋势。在新时代背景下，技术、市场和产业的加速更迭，可能会造成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同发展趋势出现“涨落”现象，也即“上升趋势”或“下降趋势”。

学界很早就关注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如何适应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以此为开端，逐步过渡到探讨二者的协同关系。在“上升趋势”中，Lucas较早肯定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他认为虽然经济增长实现了技术、资本对劳动、资源的替代，但其关键动力仍然是人力资本[2]，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的首要任务就是优化学科结构。胡德鑫等也认为，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借由人力资本供给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则通过人力资本需求对学科结构产生影响[3]。蒋建峰等测算了高职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度，发现两者均在同向发展，只是2019年之前属于“产业滞后型”，2019年之后属于“学科滞后型”[4]。李英等认为，学科结构必须与产业结构相适应，且是在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主动适应[5]。杨水根等基于空间协同视角，测算了我国省域本科专业调整与产业结构演进的协同发展趋势，发现两者的协同发展虽然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存在不充分、不均衡现象[6]。除此之外，霍影等利用协同适配评价模型，测算了东北高等教育学科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协同度[7]，均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而在“下降趋势”中，Lin等以中国台湾为样本，提出高等教育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存在不适应问题[8]。吴开俊等以广东为样本，发现专业型研究生教育科类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性较低，且“重人文、轻理工”的学科布局可能会影响两者的良性互动[9]。杨林等基于协同学理论，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同发展趋势在逐步下降；其中，农学类学科和第一产业的协同下降趋势最为明显，人文社科类学科和第三产业次之[10]。闫广芬等通过进一步分析高校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发现，虽然两者的协同发展趋势在缓慢上升，但仍处于“低水平发展陷阱”之中[11]。王志华等指出，之所以不同学科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度存在差异，且整体就业难度逐步增加，关键就在于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同度偏低[12]。鉴于此，本研究提出一组竞争性假设H1：

H1-1：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呈协同上升趋势。

H1-2：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呈协同下降趋势。

2.学科结构升级：“第三产业”抑或“第二产业”

高等教育的不同发展阶段面临不同的产业对象，植根的学科结构也应因时因事而异。一般意义上，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逐渐“超物质化”，面向第三产业的高等教育学科比重必然会稳步提高。但也存在另一种“声音”，认为工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应优先提升面向第二产业的学科比重。

从分类依据来看，三次产业分类法最早由Fischer于1935年在其著作《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中提到，随后Clark以此为基础，通过对三次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印证了劳动力在一、二、三产业转移的规律，提出了经典的“配第-克拉克定律”（Petty-Clark Theorem），即不同产业间相对收入的差异会促使劳动力向能够获得更高收入的部门转移[13]170。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数据，2022年英国第三产业占比高达81%；美国第三产业占比达到79%；甚至在以工业强国著称的德国，第三产业占比也达到74%；而我国第三产业占比也上升为53%。因此，李立国认为，我国产业结构已经实现“二、三、一”向“三、二、一”的历史性转变[14]。结合供需协同逻辑，高等教育学科结构的演变路径也应遵循“配第-克拉克定律”，即向第三产业倾斜。乔学斌等运用实证方法发现，高校学科结构与第三产业的相关性较高，且第三产业很有潜力发展成为最主要的劳动吸纳产业[15]。而Hoffman却认为，工业是经济生活的主体，充当着引导、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火车头”[13]177。Friedman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也提到，理工人才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中国有近六成的本科生属于科学与工程专业，而美国的这个数字只有中国的一半[16]，这就促使第三产业比重较高的美国推出“美国创新战略”，以多种方式加强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我国要加快向“中国制造2025”战略目标推进，必然会很大程度上受到理工类学科的制约。因此，成洪波认为，高等教育学科结构的调整重心应是优化理工类学科专业结构[17]。郭建如利用“行业—学科”人才就业矩阵也发现，相比于其他学科，工学毕业生的经济回报较高，且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均是最高，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也处在第二位[18]。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另一组竞争性假设H2：

H2-1：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升级指向第三产业。

H2-2：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升级指向第二产业。

（二）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对高等教育学科结构的样态演变和升级方向、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同发展趋势开展了较为丰富、系统的探讨，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但仍然存在诸多研究缺口。在时间趋势上，当前研究更多是基于某一年份的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展开分析，虽然有部分研究运用到面板数据，但主要集中在“十二五”期间。在方法选择上，主流的方法是运用描述性统计对高等教育学科结构现状进行考察，且其与产业结构的协同发展趋势分析中常用皮尔逊相关系数，较少用到更为成熟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度模型。在路径重心上，多数研究只关注到第三产业在推动经济转轨、扩大消费、带动就业等方面扮演的关键角色，却忽视了各产业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第二产业的核心依托作用。基于此，本研究首先以2011年作为我国新时代的开始，因为这一年既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国经济战略性调整的转型元年。随后，选取2011—2021年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各学科与学科结构升级的关联度。

（一）变量选择

1.高等教育学科结构

就系统论而言，学科结构演变既是各学科相互关联的结果，又是外部环境相互影响的结果，各学科经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强到弱的发展周期。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等文件的出台，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逐步完善，形成了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和交叉学科在内的14大学科门类。为了便于比较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同性，不少学者认为农学主要服务于第一产业，工学、理学主要服务于第二产业，其他学科主要服务于第三产业[10]，本研究也遵循此分类法。然而，学者们在具体衡量学科结构时对于指标的选择仍存在明显分歧，主要包括运用招生数、在校生数或毕业生数进行衡量。考虑到应尽可能缩减人才供需的协同差，本研究运用各学科毕业生数占全学科毕业生数的比重描述高等教育学科结构样态。这里所指的高等教育包含本科、硕士、博士三个阶段。

2.产业结构

我国基本遵循Fischer提出的三次产业分类法，结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三次产业划分规定》中的表述，第一产业指代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指代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等，第三产业指代金融业、零售业、文娱业等。虽然我国针对高技术产业的“繁荣”出台了《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7）》《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分类（2018）》等分类法，但基本归属于三次产业分类框架下。也就是说，不同高技术产业归属于相应产业大类。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学者们在衡量产业结构时依旧存在着争论，主要包括运用各产业就业人员数和各产业产值两种。本研究尝试运用后者衡量产业结构，即运用各产业产值占总体产业产值的比重描述产业结构样态。其原因在于，虽然部分学科所对应的就业岗位很难明确划归为某一产业，也可能在其他产业有相关就业岗位，但只要更多高校毕业生从事学科相关工作，其贡献很可能就会在对应产业的产值中体现出来。比如，在农学本科毕业生中，回到农村从事农业工作的比例仅有一成多，但从事农业相关工作的有近七成，各学科本科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平均也超过73%[19]。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2011—2021年全国本科、硕士和博士毕业生数以及三次产业产值作为数据集，其单位分别为人、亿元，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限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完整性，在此仅选取北京、上海、福建、重庆、辽宁、黑龙江、河南、四川共8个省份作为地区样本，数据来源于各省份统计年鉴和教育年鉴。另外，在衡量高等教育学科结构时将交叉学科和军事学剔除（保留12大学科门类），原因不仅在于考察期内两学科的毕业生数缺失较多，而且在于部分军工产业并未纳入地区产业产值。

（三）实证模型

1.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强调不同系统或要素在运动过程中的良性关联度，反映不同系统或要素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这一概念与协同学理论不谋而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衡量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协同发展趋势有一定合理性。本研究借鉴王淑佳等[20]的方法测算耦合协调度值，其数值越高，表示双系统的协同性越好；反之，则越差。具体公式如下：

（阅读注释：因公众号排版软件的兼容性问题，文中的部分变量、字符可能无法精准显示，请以PDF原文为准。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为了便于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进行匹配，将对应第一产业的农学称为“一产学科”，对应第二产业的理学、工学称为“二产学科”，对应第三产业的其他学科称为“三产学科”。同时，本研究既希望加强双系统的协同性，也希望推动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因而上式中的U1、U2分别表示学科结构升级指数和产业结构升级指数。为了尽可能统一测算口径，本研究主要套用徐德云[21]测算产业结构升级的方法测算学科结构升级，基本公式为：学科结构升级指数=农学占比*1+理学和工学占比*2+其他学科占比*3，其升级指数相对稳健，遂不再进行归一化处理。C表示双系统耦合度值，N表示双系统协调指数，Z表示双系统耦合协调度值；[α、β]表示双系统的系数值，考虑到双系统的同等重要性，故取[α=β=]1/5。此外，为方便对考察期内双系统的协同发展趋势进行比较，将耦合协调度值划分为5个等级：[0.00，0.20）为严重失调等级，[0.20，0.40）为轻度失调等级，[0.40，0.60）为勉强协调等级，[0.60，0.80）为中度协调等级，[0.80，1.00]为高度协调等级。

2.灰色关联度模型

灰色系统理论（GST）是一种预测理论，旨在利用已知信息寻求系统的运动规律。本研究借助王璐等[22]构建的灰色关联度模型，目的是预测考察期内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升级更容易受哪些学科影响，进而提出推进学科结构升级的合理建议。在此，将学科结构升级指数作为母序列、各学科占比作为子序列代入灰色关联度模型测算关联系数，其关联系数越高，表示某学科与学科结构升级的关联性越强；反之，则越弱。具体公式如下：

上式中，[ni]表示关联度值；[x0]（[j]）表示母序列，[xi]（[j]）表示子序列；[ρ]表示分辨系数，通常情况下取值为0.5；[i]表示指标数，[j]表示样本数。此外，为了方便比较和解读，需要对关联系数进行均值处理，即除以样本个数，最终测得实际关联度值。

（一）高等教育学科结构样态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2011—2021年各学科比重变化排序中，艺术学比重增幅最高，达到0.019，虽然2011年艺术学毕业生仍然包含在文学毕业生中，但其2012—2021年的增幅仍处于首位；管理学、教育学、工学、医学、农学比重在考察期内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理学比重降幅最大，为0.033；文学、法学、经济学、历史学和哲学比重均出现降幅。这一变化趋势可能与普通本科院校的应用型转变有关。例如，2015年三部委启动了产教融合发展工程，旨在转变和扶持一批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应用型高校[23]，使得高校内部的应用型学科比重攀升。在2011—2021年各学科比重大小排序中，工学比重长期相对最高，其次是管理学、文学。仅以2021年为例，基本呈“工学＞管理学＞文学＞艺术学＞医学＞理学＞经济学＞教育学＞法学＞农学＞历史学＞哲学”的分布格局，说明对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一直较为旺盛，而管理学、文学、医学等作为传统热门学科，其毕业生也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此外，从图1中可以看出，三产学科比重远高于二产和一产学科比重，由2011年的0.560上升至2021年的0.581；二产学科比重处于中间位置，一产学科比重最低且较为平稳。这反映出随着经济向前发展，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增加，对三产学科的人才需求也更加旺盛。

（二）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同发展趋势

通过将2011—2021年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升级指数和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各产学科比重与对应产业比重分别代入耦合协调度模型中，可以得到总体耦合协调度值、各产业耦合协调度值，具体如表2所示。总体层面上，2011—2021年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协调度呈“先急后缓”的波动上升趋势，等级由严重失调转向高度协调。其中，2011—2017年由0.100上升至0.953，2017—2021年由0.953下降至0.945。党的十九大报告曾指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突出表现在三次产业的联动更加频繁、界限更加模糊，新兴产业的快速崛起与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需要高等教育提供更加多元和动态的人才支持，这可能会引发双系统耦合协调度的轻微波动。各产层面上，其耦合协调度均呈稳步上升趋势，等级由严重失调转向高度协调，但分阶段来看，一产层面的耦合协调度在2011—2014年高于二产和三产，而三产层面的耦合协调度在2015—2021年高于一产和二产。这说明在前期阶段，我国侧重于满足农业等传统产业的人才需求，而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满足智慧金融、健康护理、文化娱乐等第三产业的人才需求成为主流。汇总而言，无论是总体层面还是各产层面，考察期内双系统的协同发展趋势均在逐步上升，且近年来已经达到高度协调等级。因此，假设H1-1得到支持。

为进一步分析双系统协同发展背后的结构偏差，图2呈现了2011—2021年高等教育（各产）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离散性，即运用各产学科与对应产业的比重差值来反映，正值表示“学科＞产业”，负值表示“产业＞学科”，越接近0表示双系统越协同，离散趋势为每年各产比重差值的绝对值之和。从图2中可知，2011—2021年高等教育（各产）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离散趋势呈“先急后缓”的波动下降趋势，由2011年的0.233下降至2021年的0.103。具体而言，一产层面的比重差值由2011年的0.072下降至2021年的0.052，总体上处于“产业＞学科”的局面；二产层面的比重差值由2011年的0.045下降至2021年的0.005，其中，在2011—2015年的比重差值为负，2016—2021年的比重差值为正（2017年除外），总体上在2011—2015年处于“产业＞学科”的局面，2016—2021年处于“学科＞产业”的局面；三产层面的比重差值由2011年的0.117下降至2021年的0.046，总体上处于“学科＞产业”的局面。汇总而言，这既反映了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对产业结构的适应能力，也体现了产业结构对高等教育学科结构的引导作用。

（三）各学科与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升级的关联度

在前文呈现高等教育学科结构样态、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同发展趋势之后，需要分析哪些学科与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升级的关联度更高。本研究基于各产层面的协同发展趋势在2011—2014年和2015—2021年出现位次更替的现象，将全国层面的关联度划分为这两个时间段，如表3所示。2011—2014年关联度排在前3位的依次是医学、农学和教育学，其数值分别是0.950、0.936和0.935，艺术学、理学和哲学则排在后3位，关联系数分别是0.649、0.635和0.580；2015—2021年关联度排在前3位的依次是工学、管理学和法学，文学、哲学、教育学处于后3位。而在各产学科与学科结构升级的关联度中，三产学科始终处于第1位，二产学科由第3位上升至第2位，一产学科由第2位下降至第3位。这不仅验证了各产层面的协同发展趋势中出现的位次更替现象，而且阐明了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升级的“三产化”方向，假设H2-1得到支持。

从表3中的区域层面来看，2011—2021年东部地区各产学科的关联度与2015—2021年全国层面的情况相类似，且三产、二产和一产学科的关联度依次递减；2011—2021年中西部地区各产学科的关联度与2011—2014年全国层面的情况相类似，且三产、一产和二产学科的关联度依次递减。这说明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会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发生改变，且东部地区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更具有时间层面的前沿性。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政策支持力度、人才集聚程度等方面均具有相对优势，其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必然会率先升级，培养一批适应未来发展的优秀人才。

（一）研究结论

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技术加速演进、行业产业加速更迭的变革期，给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升级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发展大势。本研究借助描述性统计、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度模型，呈现出2011—2021年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结构样态、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各学科与学科结构升级的关联度，得出几点研究结论。

首先，2011—2021年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呈“先急后缓”的波动上升趋势，各产层面与总体层面的上升趋势相类似。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加速升级，高等教育体系也面临着人才培养和知识供给的调整，初期为了迅速弥补人才缺口和满足新的市场需求，高等教育进行了较为急迫的学科调整，这可能成为“先急”阶段的动因；而经历了学科快速调整之后，高等教育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强调学科建设的质量和特色，以及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这可能成为“后缓”阶段的动因。从比较视角分析，2011—2014年一产层面的耦合协调度较高，主要得益于前期的生产制度改革极大地调动了我国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巩固了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有数据显示，仅在2012年一季度的招聘需求中，农林牧渔单位就高居第二，对农业类人才的需求量名列第四，验证了农业取得的长足进步和对农学人才的需求旺盛[12]。2013年之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常态，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创新驱动、服务引领的产业结构正在形成。在此期间，教育部也通过开展本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增设艺术学门类、推动新文科建设等，使得人文社科专业约占整个本科专业目录的四成[24]，提升了其与第三产业的协同性。因此，提升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同性需要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推进“抓重点”与“保基础”相结合的学科结构升级。

其次，2011—2021年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升级与三产学科的关联度较高。时间层面上，2011—2014年和2015—2021年三产学科的关联度均相对最高，但二产学科的关联度提升较快；空间层面上，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三产学科的关联度均处于首位，只不过东部地区为“三二一”学科分布，中西部地区为“三一二”学科分布。之所以如此，原因可能在于第三产业的经济性和包容性。经济性体现在第三产业是提升人均可支配收入、维持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力量，一个国家第三产业的比例越高，高杠杆产业的发展越活跃，资本的活动空间也就越大。例如，仅2023年上半年我国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达到66.1%，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同期最高值。包容性既体现在第三产业包括一产和二产之外的所有产业，也体现在它能催生一批新兴就业形态，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就业。而在2011—2014年和2015—2021年各学科关联度中，学科结构升级与工学等学科的关联度较高且上升较快，经济学等学科的关联度较高且趋于平稳，医学、农学、教育学等学科的关联度较高但下降较快，哲学、文学等学科的关联度始终不高。这可能与其“显隐”特性有关：工学、经济学、医学等作为“显性”学科，分别试图解决长期存在的技术革新、经济发展和生命健康等问题；哲学、文学等作为“隐性”学科，注重对存在本质的探索和对人文素质的培养，直接的外部影响相对较小。综上，人文社会学科作为三产学科的主要组成部分，虽然是学科结构升级的重要标志之一，但也蕴藏着众多“隐性”学科，如何基于学科特性提升三产学科的生命力仍要予以重视。

（二）对策建议

学科是人才培养的关键平台，是构建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支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25]。由此，本研究认为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应作出如下调整：

首先，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升级应主动适应产业结构升级，遵循内外部发展规律。一方面，应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学科结构调整步伐，聚焦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分类布局特色学科集群，把传统学科做出彩、把新兴学科做强大、把未来学科做扎实。特别是传统学科的“体积”庞大，要加强学科专业的存量管理，继续完善学科专业“预警清单”制度，对需求不大、水平不高、特色不足的学科专业逐步实行按比例缩招、隔招、停招。新兴学科和未来学科应突出长线布局，结合国内外产业发展走势合理预测学科布局重点，率先打造一批包含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社会服务等功能的学科集群。另一方面，学科结构调整工作本属于教育事务或学术事务，行政部门的过度干预可能会取得相反的效果。各高校应发挥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的作用，由其进行学科专业论证，对拟增撤学科是否符合内外部发展规律、学科招生规模是否符合产业实际需求进行宽口径预测，尽可能控制“显性”学科的盲目扩招。简言之，在这场名为撤销、实则变革的浪潮中，拥抱变化、推陈出新也许是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长久之道。

其次，在重点布局三产学科的同时，加强其与一产和二产学科的交叉。分解来看，第一产业是立国之根，第二产业是强国之本，第三产业是富民之途。也就是说，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绝不能盲目重视第三产业，而应该从各产业的相互关联中发展第三产业。虽然美国第三产业比重接近八成，但八成里面有七成是生产性服务业。我国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也包含发展信息技术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对此，马廷奇等认为，学科交叉是加强各产业之间互动的关键，要打造多中心学科联动模式[26]，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一方面，应加强三产学科内部、三产与一产和二产学科之间的交叉，特别是围绕“显性”学科，促进“教育学+工学”“经济学+理学”“艺术学+管理学”“医学+工学”等传统学科的交叉，努力培养人才的多重应变处理（multi-tasking）能力。另一方面，应以组织调整、经费支持、制度保障等多种形式，推动学科间的深度合作与知识共享，对学科资源分配、成果归属等问题进行规定，加快培养具备跨学科思维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当然，并非所有高校都适合开展学科交叉工作，应结合自身条件和服务面向进行有限度的交叉，从而取得以学科交叉影响产业交叉的效果。

（三）不足与展望

新供给主义认为，面对供给结构的老化和来自外部的创新挑战，引导新供给创造与自身等量的需求是真正的可持续增长方式[27]。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供需等量虽然难以达到，但也预示着一种协同发展方向。在新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学科结构是否与产业结构相协同，学科结构升级的方向在哪里，不仅是经济学领域的教育问题，更是教育学领域的经济问题。聚焦该类问题，本研究运用多种分析方法考察了高等教育学科结构样态、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各学科与学科结构升级的关联度，取得了一定的研究进展，但关于两者协同性问题的研究依然需要持续推进。其一，依照学科门类进行学科结构划分虽然在学界较为普遍，但容易导致口径过大，对于高校毕业生而言，专业与行业的协同性研究更值得关注。其二，由于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样态不同，对高等教育学科调整重心、淘汰比率均会造成影响，若能从更大范围的空间视角剖析此类问题则更具现实意义。其三，学科结构升级的“产业化”倾向必然会影响高等教育内部发展规律，忽视人类自身素质、精神文明程度等提高的需求，未来可以尝试从理论视角对此展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