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生就业》|| 赵忠：经济学视域下大学生就业理论体系的构建

从经济学上看，大学生是拥有较高教育程度、较多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大学生就业综合反映了生产过程中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需求，以及供需双方形成的均衡状态。因此，研究大学生就业，就需要讨论大学生的供给、对大学生的需求、供给与需求形成的均衡及动态调整过程。本文第一部分聚焦讨论对大学生的需求，引入生产要素需求理论分析对大学生的需求来源，厘清对大学生的需求与对其他生产要素的需求一样，也是派生需求。第二部分把劳动成本由变动成本扩展到半固定成本，这一扩展有助于深化对大学生需求的理解和分析。第三部分结合人力资本理论讨论大学生供给，强调大学生供给本质上是人力资本投资和技能形成的过程。第四部分基于搜寻匹配模型，分析大学生供给与需求的匹配，探讨如何达成均衡状态。第五部分结合大学生就业市场需求变化较快，而供给调整存在显著时滞的核心特征，采用蛛网模型对大学生就业的动态调整和均衡进行分析。第六部分讨论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企业对大学生的需求属于派生需求，这一概念由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首次提出。[1]企业生产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生产要素的投入是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基础，其对生产要素的需求由消费者对最终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派生而来，大学生作为劳动要素，其市场需求也遵循这一逻辑。企业对生产要素的使用量由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对比决定，核心原则为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具体到大学生雇佣行为中，若招聘大学生创造的收益高于工资、社保等综合成本，企业就会选择招聘，反之则会减少雇佣。

生产要素需求存在互补性与替代性的特征，直接影响企业对大学生的需求决策。互补性指生产要素无法单独发挥作用，大学生需要与资本、设备等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才能创造价值；替代性则是当某类生产要素价格相对上升时，企业会选择更低成本的要素来替代，如劳动力成本上涨时，企业会通过增加资本投入、优化生产设备，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1932年，希克斯（John R.Hicks）在《工资理论》中提出劳动力供需的相关概念[2]，马歇尔和希克斯进一步提出了马歇尔-希克斯原理，指出劳动要素需求的工资弹性受四方面因素影响：劳动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的可替代性、最终产品的需求弹性、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弹性、劳动成本占总生产成本的比重。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上述因素的弹性或占比越高，劳动要素需求的工资弹性则越大。

生产要素需求理论为分析当下毕业生就业问题提供了重要视角。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受社会经济转型、用工成本上涨、技术进步和国际贸易格局改变等多重因素的冲击，企业对大学生的需求持续受抑。例如，用工成本增加时，企业会通过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长、以技术和资本替代劳动力等方式减少雇佣数量，直接降低对大学生的需求；同时，智能算法、工业机器人等新型生产要素的发展[3]，显著增强了对以大学毕业生为代表的高技能劳动力的替代能力，对大学生需求产生负面影响。 

 该理论深刻阐释了劳动力需求源于最终产品市场需求的核心逻辑，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其一，理论基于完全竞争市场、边际生产力可量化等严格的假设条件，而这些条件在现实中难以完全满足；其二，过度简化生产关系分析，忽视了对生产关系的考察，未能关注到劳动要素区别于其他要素的主观性和情感性特征，而这一特征对生产效率和企业雇佣决策均有实际影响。

20世纪中后期，全球经济转型带来劳动市场周期性失业、职业收入分化等波动特征。大井在此背景下提出劳动成本存在固定投入的观点[4]，指出企业雇佣需支付不受经济周期影响的前期固定成本，其雇佣决策需考量长期投资回报，而非仅关注当期工资成本。这一理论补充了传统要素分类，也为解析企业用工决策和大学生就业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半固定劳动成本理论将企业雇佣成本清晰划分为两部分：一是变动成本，随劳动服务数量变化而调整，主要包括工资、奖金及按工时核算的各类报酬；二是固定成本，是企业招聘、培训新员工的前期刚性投入，与工作时长无直接关联。其中，招聘成本不影响员工生产率，涵盖招聘费用、工资记录处理费、失业补偿等；培训成本则是提升员工生产率的人力资本投资，是新员工适配岗位的关键投入。在该理论框架下，企业新增员工需同时支付当期劳动报酬和招聘、培训相关固定成本，这使得劳动要素在短期内呈现半固定性，并在经济波动中形成用工缓冲效应。即便工资率高于边际价值产品，企业为避免前期固定成本损失，也会尽量维持高固定性的劳动力队伍，而非轻易裁员。

与传统理论中企业依据边际收益与成本即时调整雇佣规模不同，固定成本的存在让企业用工决策更趋谨慎。当产品需求下降时，企业不会贸然大幅裁员（否则既浪费已投入的固定成本，又会在市场回暖时面临熟练员工短缺，再招聘、培训成本攀升的问题），而往往选择维持员工规模。在需求上升时，企业则会优先利用已支付的固定投入，快速扩大产出。正是由于该机制的存在，不同岗位呈现出差异化的稳定性：固定成本越高的岗位，在经济波动中越稳定；反之则更易出现裁员波动。

固定劳动成本的不可逆性，使得未来市场预期成为企业作出招聘、培训决策的关键依据。企业若对市场前景持乐观态度，将更愿意承担较高的前期固定投入，扩大招聘规模，储备人才；若市场预期不明朗，则会收缩招聘规模，以规避固定支出带来的经营风险。

这一理论对理解中国大学生结构性就业矛盾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也为相关政策设计提供了核心思路。一方面，经济周期对大学生群体的就业影响存在差异性与滞后性。在经济衰退期，企业缩减生产时会优先裁减非核心员工，初入职大学生往往成为被裁减的主要群体；在经济复苏时，企业更倾向于招聘有工作经验的劳动者，就业拉动效应最后才传导到大学生群体。另一方面，大学生入职后需企业投入较高的培训、适配固定成本，校企合作推行的“订单式培养”“现代学徒制”等模式，正是对该理论的实践应用。企业提前参与课程设计、岗位实训，将部分固定成本前置到高校培养阶段，既提升了大学生的人岗适配能力，也降低了企业后续招聘、培训的成本与不确定性。

大学生作为高人力资本劳动者，其市场供给与人力资本投资有深度关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人力资本定义为个人创造福祉的知识、技能、能力和素质，而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是将人的知识、技能等非物质属性视为可积累、可投资的资本形态，认为个体通过教育、培训等提升能力，能显著增强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生产效率和收入潜力。区别于厂房、设备等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具有强烈的个体依附性，其价值实现高度依赖市场技能需求匹配。这一理论将传统经济学的“劳动力同质化”假设修正为“异质性人力资本”，为解释收入差异、就业供需结构性矛盾奠定了微观基础。

微观层面，贝克尔（Gary S. Becker）构建了人力资本投资的个体理性分析模型。[5]他将其视为个人成本与预期收益之间的权衡决策：教育成本既包括学费等直接支出，也包括放弃工作机会的时间成本，而投资收益体现为未来更高的工资流。这一“投资-回报”路径成为解析教育选择、职业流动的重要工具。该模型揭示了两大关键规律：一是人力资本投资存在年龄敏感期，青年时期剩余工作年限长，边际回报率更高；二是技能专用性决定投资主体，通用技能多由个人投资，企业专用技能则更易由雇主承担成本，规避员工流动带来的投资损失。

宏观层面，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人力资本”概念[6]，突破了对劳动力同质化的认知。其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农业经济中劳动者教育水平的提升对产出的贡献远超物质资本，进而提出了“教育是经济增长源泉”的论断。人力资本投资不仅能提高个体生产力，更能通过知识外溢推动社会技术进步。这一视角成为国家教育政策的理论基石，也印证了人力资本投资既是促进个体就业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长期创造就业岗位、提高就业质量的核心。

人力资本理论的近年发展突破了传统“教育-收入”的单一线性框架，赫克曼（James Heckman）等人提出的“新人力资本理论”是重要革新[7]。其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积累存在关键敏感期，儿童阶段培养的非认知能力（如毅力、社交技巧）对成年后的就业稳定性与收入的影响甚至超过数学、语言等认知技能。同时提出的“多维人力资本”框架，强调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与健康资本的交互作用，丰富了人力资本的研究维度。这一理论恰好解释了当下中国高校人才培养的短板：部分高校过度注重专业知识等认知技能的培养，忽视了非认知能力的塑造，导致一些大学生虽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却缺乏职场沟通、抗压能力等核心素养，在就业市场中竞争力不足，难以适应企业的实际用人需求。

由此可见，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始终受个人微观投资决策、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宏观产业政策的多重影响，而当下大学生就业的供给端问题，本质上是人力资本投资与市场需求的适配性不足。因此，提升大学生就业竞争力的核心在于依托人力资本理论的逻辑，推动个人、高校与企业形成协同的人力资本培养体系：个人理性规划专业选择，高校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兼顾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培养，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承担专用技能培训成本，最终构建与中国产业升级需求精准适配的大学生技能供给体系。

就业的本质是劳动力市场供需匹配的均衡状态，搜寻匹配模型[8]是分析这一过程的核心工具，其核心在于刻画劳动力市场中“搜寻-匹配-议价”的动态过程。求职者需投入时间与资源寻找适配岗位，企业则要付出成本筛选、招募员工，双方通过匹配函数实现人岗结合。该理论也为劳动力市场中“失业与岗位空缺长期共存”的现象提供了合理解释。该模型以零利润准入条件决定新职位创造，将求职者与岗位的匹配视为随机过程并以匹配函数加以刻画，同时通过公理化议价确定匹配后的工资水平，精准揭示非完全竞争市场下的人岗匹配逻辑。

匹配效率是搜寻匹配模型的核心变量。理想状态下市场可通过价格调节实现供需平衡，但现实中工资刚性、技能异质性等因素打破了这一机制，使得市场最终稳定在失业率与岗位空缺率并存的动态均衡状态，这一均衡是搜寻成本、信息摩擦与个体决策交互作用的结果，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出清”。保留工资作为求职者接受工作的最低工资门槛，成为连接个体理性与市场摩擦的关键，其高低受劳动者技能水平、社会保障、家庭支持等多重因素影响，而市场结构是否均衡也直接影响匹配效率，即便岗位与劳动力总量充足，技能错位、区域分割等结构问题仍会大幅降低匹配效率。搜寻匹配理论的后续发展突破了早期的同质性假设，纳入求职者年龄、学历等个人特征与企业岗位动态供给等因素，还将在职搜寻纳入分析框架，同时联动宏观经济学领域，使模型能更精准分析宏观政策对就业工资、失业等具体因素的影响，更贴合现实劳动力市场特征。

在摩擦成本、保留工资与宏观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搜寻匹配模型刻画的劳动力市场会形成失业率与岗位空缺率反向变动的稳态。因此，这一结论能合理解释现实就业现象，即经济繁荣期企业岗位空缺增加时，失业率未必同步下降，原因是求职者会因市场预期向好而提高保留工资，主动延长搜寻时间；同时也阐明单纯刺激总需求无法根治结构性失业，若市场摩擦过高、技能供需错位，新增岗位极易沦为无效空缺。而保留工资的设定也存在双刃剑效应：过度抬升会加剧摩擦性失业，过度压低则会导致人岗低质量匹配，影响就业稳定性。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独特结构与制度环境，让搜寻匹配理论有了极具张力的现实检验场域，也为解析中国大学生就业的供需匹配矛盾提供了关键视角。当前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与产业升级催生了大量高技能岗位需求[9]，但户籍分割、教育错配与“慢就业”现象交织，形成了鲜明的“岗位空缺与失业并存”的复杂图景[10]。这也揭示出中国大学生结构性失业的根源不仅是信息不对称等市场摩擦，更源于制度性壁垒与人力资本供给的深层错配。

因此，搜寻匹配模型对当下中国大学生就业现象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其中，高期望下的搜寻行为与供需错配，是导致大学生匹配效率低下的两大核心原因。从大学生个体搜寻行为来看，高教育投资与家庭保障共同推高了其保留工资与就业期望。大学生历经16年（或16年以上）教育投入，高沉没成本使其对工作的薪资、发展空间、行业地域等形成较高期待；而长期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家庭结构，让家庭对大学生投入高度集中，不仅能为其提供求职期间的经济支持，承担搜寻成本，还能给予心理安慰，使其形成了类似“失业保险”的缓冲。部分大学生即便已获得合适岗位，仍会因家庭支持而继续搜寻“理想工作”。这种行为不仅延长了个人失业时间，还造成岗位无效空缺，拉低了整个社会的大学生就业率。

从供需双方的匹配来看，技能异质性引发的供需结构错配，是大学生结构性失业的核心症结。传统模型将失业归因于信息不对称等摩擦成本，而技能异质性视角下的搜寻匹配模型则指出，产业升级与技术发展催生了对新兴技能的需求，但高校传统培养机制存在技能固化、转型滞后的问题，导致大学生掌握的技能与企业岗位需求脱节，形成“高技能岗位空缺与低技能大学生失业并存”的困境。技能错配还会降低匹配效率，即便岗位总量增加，结构性失业仍会因技能断层而持续存在。同时，技能异质性还加剧了大学生工资议价能力的分化：掌握新兴技能的高技能大学生因稀缺性而拥有更强议价权，匹配周期短且能获得工资溢价；技能与市场需求脱节的大学生则面临激烈的岗位竞争，被迫接受低质量、低工资岗位。这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恶化了大学生结构性就业问题。

蛛网模型（Cobweb Theorem）是解析大学生就业市场动态变化的重要模型工具，由丁伯根（Jan Tinbergen）[11]、亨利·舒尔茨（Henry Schultz）[12][13]和里奇（Umberto Ricci）等人提出，后由卡尔多（Nicholas Kaldor）[14]在1934年正式定名。[15]其核心是引入时间因素，以动态分析方法考察不同时期需求量、供给量和价格的相互作用，揭示市场从非均衡向均衡趋近或持续波动的规律，尤其适用于生产周期长、供给调整滞后于需求的市场。而大学生就业市场因教育培养周期的特殊性，恰好契合这一分析场景。该模型的核心假设为商品本期产量由前一期价格决定，本期需求量由本期价格决定。同时，该模型界定了稳定与不稳定均衡的概念，指出市场均衡被打破后，并非总能通过自身机制自动恢复，这一逻辑为理解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供需波动提供了关键框架。

蛛网模型市场价格和产量的动态波动分为三种类型：收敛型蛛网中，需求曲线比供给曲线更陡峭，市场受干扰后波动幅度逐渐缩小，最终恢复均衡；发散型蛛网则相反，需求曲线更平坦，市场波动幅度持续扩大，不断偏离均衡点；在封闭型蛛网下，供需曲线斜率的绝对值相等，价格和产量以固定幅度围绕均衡点波动，既不趋近也不偏离。其中，发散型蛛网与收敛型蛛网是分析大学生就业市场的核心类型，供需弹性的差异直接决定了市场的动态调整路径。

大学生就业市场的核心特征是供给调整存在显著时滞，这也是其适配蛛网模型分析的关键原因，而这种时滞在当下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一是教育培养周期长。大学生从选择专业到毕业进入劳动力市场通常需要4~5年，供给无法即时响应市场需求变化。例如，某一新兴行业薪资与就业率短期攀升，相关专业毕业生的供给增长需要等待4~5年；而当传统行业需求下滑时，在读学生无法中途转专业，仍会完成学业，导致该领域大学生供给短期内难以缩减。二是专业选择的历史信息依赖。学生填报志愿、选择专业时，多依据入学时的行业薪资、就业率等历史信息，而非对未来4~5年产业发展的科学预期，加之部分学生和家庭缺乏职业规划与市场研判能力，扎堆选择当下热门专业，进一步加剧了供给与未来需求的错配。

与供给的强滞后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下中国企业对大学生的需求具有极强的即时性，这一矛盾成为就业市场动态失衡的核心诱因。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受经济周期、技术变革、产业政策等因素影响，可实现快速调整。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技术的兴起，会立刻催生对算法工程师、新能源技术人才的需求；经济下行或产业升级则会迅速减少传统岗位需求。但高校的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受师资、学科建设、教学资源等限制，调整节奏缓慢，无法同步跟进市场需求变化，最终形成“热门专业毕业即过剩、新兴领域人才紧缺”的供需错配，这一现象与弗里曼（Richard B. Freeman）在1976年提出的工程师市场发散型蛛网路径[16]高度相似，即需求变化引发的薪资波动，经教育周期放大后，形成“短缺-过剩-短缺”的循环。

蛛网模型通过供需弹性差异，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动态调整逻辑，即当教育供给刚性极强，高校无法根据市场需求灵活调整专业与招生规模时，需求端的任何冲击都会加剧市场波动，形成发散型蛛网，市场难以通过自身机制恢复均衡；而当教育体系具备一定灵活性，如高校及时增设新兴专业、开展短期培训、优化课程设置时，供给能逐步跟进需求变化，市场会向收敛型蛛网转变，供需矛盾逐步缓解。

因此，蛛网模型清晰揭示了大学生就业市场动态失衡的核心机制，即长期的教育供给刚性与短期的市场需求弹性的内在矛盾。解决这一问题，核心是推动市场结构从发散型蛛网向收敛型蛛网转变，一方面要打破高校专业设置与招生的刚性束缚，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增强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的适配性；另一方面要强化市场预期引导，通过政府发布产业发展与人才需求报告、高校完善职业规划教育，让学生基于未来市场需求理性选择专业，减少信息传导与供给调整的时滞，最终实现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供需动态均衡。

尽管现存的经济学理论对分析大学生就业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不少洞见，但还有很多问题有待继续研究。

在大学生就业需求方面，生产要素需求理论在解决大学生就业创业问题上的应用场景广泛，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题的成因，为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提供思路，但以下问题仍需深入研究。第一，如何应对工资上涨对大学生就业创业带来的影响：工资上涨会导致企业劳动力雇佣需求下降，倾向于通过资本替代劳动力的方式降本增效。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必然趋势，如何在工资上升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实现平衡，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第二，如何应对技术进步对大学生就业创业带来的影响：生产要素需求理论强调生产要素之间的结合，在技术进步的大背景下，工业机器人等新技术的使用必然会替代一部分劳动力。高校毕业生因为缺乏工作经验等，受到技术替代的冲击较大，如何加强技术与劳动的创新结合？第三，如何应对国际贸易格局变化对大学生就业创业带来的影响：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等特点。未来一段时间，关于贸易影响就业的问题值得深入分析和广泛讨论。具体来说，一是出口受阻和新市场开拓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二是进口产品如何影响国内企业，进而影响劳动力市场需求。

从人力资本投资角度看，未来研究可围绕以下方向深入开展。第一，系统拓展数字时代新人力资本理论的内涵。传统理论强调教育、健康与技能积累，而数字环境下需进一步纳入数字素养、数据思维、算法认知与人机协作能力等新要素，关注技术快速迭代背景下“技能半衰期”缩短带来的理论挑战。第二，推动多维能力的精细化测量与因果识别。结合心理学实验与大规模追踪数据，开发对适合中国人的非认知能力（如韧性、好奇心）更有效度的测量工具，并运用自然实验等方法实证检验这些能力对长期职业成就的因果效应。第三，拓展人力资本投资的动态性与异质性研究。不仅要关注早期教育的核心作用，更要探索成年期技能重塑的有效干预措施（如职业转型培训、终身学习制度），同时分析不同群体（如女性、农村劳动力、低技能劳动者）在技术变革中面临的人力资本贬值风险与补偿机制。

在大学生就业匹配上，未来关注以下方面的研究：第一，深化数字时代劳动力匹配机制的变革性研究，尤其关注算法中介对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与公平性的双重影响。第二，拓展技能错配与地理错配的联动性研究，不仅需要关注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错配，更需要实证检验户籍制度、区域发展不平衡如何通过抬高迁移成本加剧地理错配。第三，通过自然实验、随机对照试验等方法精细化评估就业政策对匹配质量的影响机制；进一步开发基于数理模型，模拟不同政策组合下市场主体搜寻行为的演化路径，为破解结构性就业问题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第四，系统性探索如何通过优化就业服务体系，提升大学生群体的匹配效率。将高校、政府及平台等服务机构视为降低市场摩擦、主动塑造匹配过程的关键主体，其干预路径主要可能包括构建智能化的信号传递与信息认证机制、设计科学的职业指导与保留工资调适干预、推动公共服务与市场平台的嵌入式整合。

未来还可进一步利用蛛网模型研究大学生就业，为化解结构性就业矛盾提供精准治理工具。第一，理论模型研究深化。现有模型虽引入了预期变量，但尚未充分结合中国特色的预期形成机制。未来研究应关注个体微观行为与政策制度两个层面。在个体层面，量化家庭决策（如对体制内岗位的偏好）、社会舆论（如对热门专业的偏好）对大学生预期的影响；在政策层面，需将政府产业规划、高校扩招政策等外生冲击纳入预期调整方程，分析宏观政策信号如何系统性地修正企业与劳动者的理性预期。此外，应突破传统线性假设，引入非线性动态系统理论进行分析。第二，实证研究方法拓展。充分利用大数据和智能技术拓展研究深度与广度，构建行业预期景气指数和就业市场情绪指标；结合教育部门的专业报考数据与企业实际招聘数据，识别供需预期偏差及其形成机制。同时，设计多期追踪面板调查，追踪学生专业选择、职业预期与实际就业路径，捕捉其预期更新与行为调整的动态过程。第三，理论实证融合与应用转化。通过理论创新、实证拓展的有机结合，未来研究可构建更具解释力和预测力的蛛网模型，为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大学生就业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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