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常杰 李培林 | 就业质量与新就业群体的阶层地位认同

原文信息：赵常杰、李培林，2026，《就业质量与新就业群体的阶层地位认同》，《社会发展研究》第1期。

就业质量与新就业群体的阶层地位认同

赵常杰 李培林

提要：在数字技术和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新就业群体迅速崛起并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阶层地位认同的问题也日益受到学界和社会的关注。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职业青年就业、生活与权益保障研究”调查数据，系统分析了就业质量及其四个维度指标对新就业群体阶层地位认同、阶层地位认同偏差方向与偏差距离的影响。研究发现，就业质量对新就业群体阶层地位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不同维度指标在不同阶层认知区间上作用差异明显，更高质量的就业推动了阶层地位认同的向上偏移并缩小了主客观阶层地位之间的偏差距离，促使个体实现更精准的自我定位。

关键词：新就业群体 就业质量 阶层地位认同 阶层地位认同偏差

在我国即将开启经济社会发展“十五五”规划的现阶段，就业问题仍然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概念，强调现阶段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习近平，2022）。就业质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会深刻影响就业者的就业态度和行为。特别是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青年就业者的择业价值观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他们更加注重就业中的个体感受、价值实现和成就认知。

随着平台经济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就业群体迅速崛起，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2023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8400万人，约占全国职工4.02亿人的20.9%，已成为职工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康琼艳，2023）。与传统就业相比，新就业群体具有就业方式灵活化、组织方式平台化、工作任务自主化、主体身份多重化、劳动关系模糊化等从业特征（朱迪，2022），其面临的劳动权益保障与就业脆弱性等问题也引发了社会和学界的关注（崔岩，2021）。现有研究发现，新就业群体的整体就业质量水平并不乐观，内部差异显著：依托数字技术的自主职业（如网络文化创意者）情况相对较好，而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等平台经济从业者的就业质量则明显偏低（秦广强、林芸媛，2024）。就业质量作为衡量个体在就业过程中满意程度的综合概念，直接关系到个体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的稳定发展。高质量的就业通常意味着稳定的收入、完善的保障和良好的发展前景，这有助于个人积累人力和社会资本，从而在社会流动中获得优势；相反，低质量的就业则可能让个体陷入不稳定的处境，降低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加剧阶层分化和固化（陈树志等，2022）。

阶层地位认同是个体对自身所处客观阶层的主观判断和认知（陈云松、范晓光，2016），与收入、教育程度等客观阶层指标相比，阶层地位认同能够更直观地反映个体的社会心理感受和地位认知（陈晓蓉等，2022）。但目前学界对于就业质量与阶层地位认同、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关系仍缺乏讨论。既有阶层地位认同研究多关注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李飞，2013）和职业声望（范晓光、陈云松，2015）等对阶层地位认同的影响，而较少关注劳动过程本身蕴含的不稳定性、风险暴露和价值实现机会等因素。对于处于灵活就业和平台用工环境下的新就业群体而言，他们的发展变化迅速，学界对其基本状况的了解还不充分，研究难以跟上现实演变的节奏（李培林，2023），对于这一特定群体的阶层认同关注仍然不足。他们虽然可能获得更高的即时收入和较大的自主空间，但也同时面临着职业上升通道稀缺与社保缺位等不确定性因素，导致其对阶层流动的期望与现实落差进一步放大，阶层地位认同出现“下移效应”。相对剥夺理论指出，个体主要通过与他人比较来评价其地位和处境，当参照群体发生变化时，即便客观地位提升，也可能因为比较基准的上移而产生更强烈的相对剥夺感（熊猛、叶一舵，2016）。因此，就业质量的提升究竟能否同步缩小新就业群体主客观阶层差距，抑或在更激烈的社会比较中反而加剧“低估”现象，成为亟待解答的新问题。本研究将以新就业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具体聚焦以下问题：其一，就业质量如何影响新就业群体的阶层地位认同；其二，就业质量是否会影响新就业群体的阶层地位认同相较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偏差程度；其三，就业质量又是如何影响新就业群体的阶层地位认同相较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偏差距离。

（一）阶层地位认同与主客观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研究

阶层地位认同作为社会分层研究中的核心概念，指的是个人对其自身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处位置的感知。它并非对客观阶层位置的简单映射，而是个体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通过主观能动性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进行评价、感受和定位的认知过程。早在20世纪中期，社会学者就开始关注人们对于自身阶层归属的主观判断。阶层地位认同受多重因素影响，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影响阶层地位认同的关键因素，有学者基于全国性社会调查的数据发现，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和收入水平与其阶层地位认同呈显著正相关（胡荣、沈珊，2018）。同时，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对阶层地位认同的作用受到关注，有学者提出“混合型”阶层地位认同概念，发现配偶和父母的社会地位会显著影响个体的阶层地位认同（许琪，2018），这表明阶层地位认同并非仅由个人当前境遇决定，还受到家庭背景的“溢出”影响。文化价值观对阶层地位认同影响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对“成功”的定义不尽相同，如有的文化更强调经济地位或教育水平，有的则更侧重家庭背景或社会关系网络，这种对成功标准的差异化认知会在微观层面影响个体的自我定位和阶层地位认同（Wright，2005）。

阶层地位认同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不一致，即“阶层地位认同偏差”，是社会分层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且持续存在的现象。研究普遍发现，中国社会存在显著且广泛的“向下偏移”倾向。例如，有研究发现，大量在客观上处于中层甚至中上层的社会成员，在主观上却将自己定位在更低的阶层，尤其是“中下层”（雷开春，2009）。对于这一普遍存在的“向下认同”偏差，学界从社会流动、社会网络和比较心理等多个维度提出了富有洞见的理论解释。第一种是“认同惯性”机制，该机制认为对于那些经历了代际向上流动的个体，尽管其当前的客观地位已经提升，但其主观认同往往会滞后于客观现实，依然保留着原生家庭阶层的认知烙印，表现为“地位认同偏下”（张顺等，2019）。第二种是“镜像”机制，当个体所处的社交圈整体地位低于其自身时，“向下参照”会降低其自我阶层定位，出现向下偏差；相反，若其社会网络的平均地位高于自身，高地位个体释放出的优质信号，会促使其社交网络中的成员对自身社会地位给予更高的评价，更易产生上行的阶层地位认同偏移（张顺、梁芳，2017）。第三种是“相对剥夺论”，从社会比较的角度来看，个体往往将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周围同辈或同事群体进行横向比较，如果身边同龄人的社会地位普遍较高，个体可能会降低对自身阶层的评价，从而产生“相对剥夺感”或自卑感（刘欣，2002）。若个体处于相对弱势的社会群体中，其在对比过程中则有可能主观抬高阶层地位认同，凸显出“以我为参照”的心理效应，这既涉及个体在具体社会情境下的地位评估，也受个人心理需求与认知偏差的影响（Tajfel & Turner，1979）。在社会急剧转型、竞争异常激烈的背景下，个体进行社会比较的参照系往往不是平均水平，而是媒体和社会舆论中被高度聚焦的精英阶层，这种普遍的“向下认同”偏差，或许并非一种简单的认知错误，而更应被理解为社会成员在面对结构性压力和生活风险时的一种理性心理调适。

（二）就业质量与阶层认同研究

就业质量作为综合反映劳动者就业状态的指标，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受到广泛关注。1999年国际劳工组织首次提出了“体面劳动”的定义并阐述了“体面劳动”所包含的工作质量内涵。此后国内外学者采用宏观和微观的不同视角对就业质量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探讨。宏观视角的就业质量是指某个地区或行业内劳动者整体就业情况的优劣程度，包括就业制度、失业率、经济发展水平等（赖德胜等，2011；戚聿东等，2020），微观视角的就业质量指与劳动者个体就业状况相关的要素，包括就业能力、生产效率等（刘素华，2005；张丽宾，2013）。

既有研究结果表明，客观的就业质量对就业者的阶层认同和主观感受有显著的影响。工作保障水平（如劳动合同稳定性和社会保障覆盖水平）是影响劳动者阶层认同的关键因素，大量新就业群体缺乏完备的社保和劳动保障，这种保障缺失带来的直接结果是职业安全感低下和社会融入感不足，“游离”于城市主流社会之外（孙萍，2024）。即使在收入相对较高的新就业群体中，社保覆盖不足依然导致其职业满意度偏低、主观幸福感受限，削弱其对工作和社会地位的认同（Chen et al,2022）。还有的研究把就业质量与劳动者福利、健康、满意度等联系起来，发现高质量就业能够通过增强社会交往、提高闲暇时间等机制提升主观幸福感，并改变人们的阶层地位认同（Horowitz，2016），这意味着工作中的收获不仅体现在物质回报上，也会反映为自我社会地位评价的改变。

另一些研究成果则显示，就业质量中主观因素（如工作自主性与工作满意度）对主观阶层归属具有显著的塑造作用。例如，有研究发现，相比非创业者，私营创业者因拥有更高的工作自主性和权威性，阶层地位认同显著更强；且工作自主性等要素对阶层地位认同的作用大于收入等传统客观地位因素（何晓斌、董寅茜，2021）。虽然说雇佣条件是影响劳动者阶层地位认同的基本因素，诸多国内外实证研究也表明，较高收入能够提升劳动者的阶层地位认同（李飞，2013），但如果高收入是超长工时和高强度劳动换来的，劳动者可能仍将自己视作生活艰辛的底层。

职业发展机会也是影响年轻劳动者阶层意识的长远因素，许多新就业群体往往处于职业生涯初中期，他们对未来上升空间的预期会影响当下的阶层地位认同。如果所从事的职业提供清晰的晋升路径和技能积累，他们会将自己视为“正在上升中的阶层”，相信通过努力可以跻身更高社会阶层；但如果职业发展受阻、看不到前景，他们可能将自身固定在当前或者更低的阶层位置上（洪小良等，2022）。

概言之，从已有关于就业质量与阶层认同关系的研究来看，其分析大多是从就业质量的客观和主观两种标准展开的。客观标准的就业质量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一些就业保障的“安全性因素”，包括劳动者的工作收入、工作环境、工作时间、社会保障等内容（彭国胜，2008；刘丹、雷洪，2020）；主观标准的就业质量影响因素，则更侧重于就业感受的“发展性因素”，包括劳动者的工作满意度、工作评价和职业展望等内容（罗明忠、林玉婵，2023）。这些因素与劳动者的主观阶层认同有直接的联系，有时甚至比客观因素更能够影响劳动者对阶层认知的态度（刁鹏飞，2012）。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两类因素之所以能够被区分，并非仅是测量层面的“硬性”或“软性”差异，而是源于就业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安排本身同时承担着两种不同功能：其一是对劳动者生存风险的分担与制度性保护；其二是对劳动者能力与机会的积累。当就业关系的不确定性上升、保障不足、风险更多由个体承担时，劳动者更容易产生不安全感，并在主观上弱化对自身社会地位的积极认同（Kalleberg，2009）。与之相对，就业质量中与技能积累、工作自主性、晋升路径等相关的要素，则更接近一种可累积的资本或能力资源，能够增加劳动者实际获得的职业机会，并影响其对未来的期待与判断。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研究提出，就业质量对阶层认同的影响可以进一步被分为两类性质不同作用机制：一类是降低不确定性，增强可预期性的“安全性因素”；另一类是可累积成长，塑造未来轨迹的“发展性因素”。这与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体面劳动”的理论脉络相一致的。国际劳工组织在提出体面劳动时明确将“获得体面且富有生产力的工作”与“自由、公平、安全与人的尊严”等条件相联系，并将其整合为权利、就业、社会保护与社会对话四个战略目标，其中“社会保护/安全”与“提升能力与机会”在逻辑上构成两条并行但可区分的机制框架。

（三）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本文提出研究就业质量与新就业群体的阶层认同关系的“安全—发展双路径”分析框架：第一条路径以社会保险和工作保障等“安全性因素”为核心，通过降低个体化的生存风险与强化制度性融入，为劳动者提供一种可预期的心理安全感，缩小主观认同与客观地位之间的差距，使安全性因素成为支撑劳动者巩固自身阶层认同的“安全阀”；第二条路径以职业技能提升、工作自主性和职业满意度等“发展性因素”为核心，其逻辑在于通过激发个体对未来的期望与向上流动的抱负来提升阶层认同。在此路径下，就业质量不仅意味着当前的物质收益，更关乎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能否获得累积性的成长性资源及长期发展机会，发展性资源越丰富，越可能激发个体对未来职业发展的期待，促进其对自身社会地位的积极认知。这两条路径可能呈现出显著的阶层认知“区间效应”，即在不同的认知区间，安全路径与发展路径所造成的影响表现出差异化效应。这一框架能够较为完整地呈现新就业群体阶层认同的形成与偏差逻辑，从而为理解他们在现实社会分层情境中的认同偏差现象提供参考。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相关研究假设。

假设1：与就业质量较低的新就业群体相比，就业质量较高的新就业群体会有更高的阶层地位认同。

其次，本文还关注了就业质量对新就业群体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影响。根据相对剥夺理论，个体的满意度与地位感并非由其绝对状态决定，而是源于其自身状态与参照群体状态的比较结果，当个体处于相对剥夺地位时，不论其占据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是高还是低，都会倾向于做出社会不平等的判断（范晓光、陈云松，2015）。高质量的就业，特别是那些提供丰富技能提升机会、清晰晋升通道和高度职业自主性的岗位，会促使个体进入更高水平的专业网络与社会圈层。在此过程中，个体的比较参照系往往会从原有的同辈群体转向所在行业或领域内的精英或成功典范，这种由职业发展本身引致的“参照系上移”，内化为更为严苛的成功标准与地位预期。然而，随着就业质量的上升，个体所拥有的安全性因素和发展性因素也随之增强，越不可能处于相对剥夺地位，其对自身阶层的主观认同更为积极，阶层地位认同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偏差程度会越小。

对于新就业群体而言，高质量的就业可能通过安全性因素与发展性因素的协同作用重塑其职业认同（朱迪、王卡，2021）。安全性因素能够为个体提供抵御外部不确定性的心理安全感，是其持续投入与自我发展的前提；发展性因素则直接影响了个体在劳动过程中的获得感与自我效能感。对于脱离传统科层制组织、以灵活就业与项目制为特征的新就业群体而言，他们无法依靠组织身份来获得职业意义与归属感，而必须更为主动地进行“身份建构”以界定自身的职业价值与社会角色。高质量的就业意味着在劳动过程中拥有更高的自主性、更清晰的绩效反馈以及更直接的努力回报，当个体能够自由安排工作节奏与方式，并在可见的评价体系中即时感知自身投入与产出的正向关联时，一种以自我驱动为核心的职业认同感便得以形成。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不断通过积极的绩效反馈与自我验证强化职业自我认同，进而在心理上形成对未来发展的积极预期，这种自我驱动的正向循环，不仅提升了职业主体的自我效能感，也促使其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形成更为积极的地位认知，进而提升其阶层认同。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2：就业质量越高，新就业群体越倾向于高估自身阶层，但就业质量的不同因素作用方向与强度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还探讨就业质量对新就业群体阶层认同偏差幅度的影响。在以往的研究中，对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讨论，焦点多集中于探讨个体高估或低估自身地位的方向性问题（范晓光、陈云松，2015；李培林，2005），然而无论是高估还是低估，其本质均反映出个体未能精准锚定自身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位置。阶层认同的偏差核心应在于两者的契合度，而非单纯的评价方向，部分个体可能倾向于高估自身阶层，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认同偏差的距离更大；相反，其偏差幅度可能远小于那些显著低估自身阶层的个体（张帆、郭小弦，2024），研究视角从偏差的方向转向偏差的幅度对于理解阶层认知的准确性具有同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文认为，对于新就业群体而言，阶层认同的偏差幅度，可能源于个体在评估自身社会地位时，其“期望结构”与“风险感知”之间所产生的内在张力，而就业质量的多维属性正是塑造这种张力的关键变量。一方面，以高收入、技能发展和职业自主性为代表的发展性因素，构建了个体向上的“期望结构”，它为个体提供了跻身更高阶层的客观资本与主观想象，从而将其认同向上牵引；另一方面，以雇佣关系不稳定性、社会保障缺失和未来发展模糊性为代表的安全性因素，则形塑了个体的“风险感知”，它持续地提醒个体其社会地位的脆弱性与不确定性，从而将其认同向下锚定。新就业群体阶层认同的偏差幅度，正是由这两种力量——向上的期望牵引与向下的风险锚定——之间的作用强度差异所决定的。当整体就业质量较低时，新就业群体所具备的发展性因素不足以缓解安全性因素缺失所带来的不确定感，期望与风险之间的张力不断累积，个体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容易产生认知失衡，阶层认同随之出现波动，主客观地位之间的差距程度也会进一步扩大；当就业质量水平较高时，其所蕴含的发展性因素往往与较强的安全性因素相互促进，共同塑造稳定而积极的职业预期。这种发展与安全并重的高质量就业状态，有助于个体在实现职业成长的同时，强化其社会阶层的稳定认同，缩小其主观认同与客观地位的偏差幅度。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3：就业质量越高，新就业群体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阶层地位认同之间的偏差幅度越小，但就业质量的不同因素作用方向与强度存在显著差异。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国情调研课题“新职业青年就业、生活与权益保障研究”的数据进行分析。该调查开展时间为2020年10月，围绕新就业群体的工作情况、工作满意度、家庭生活、社会态度和未来规划等方面展开，以期全面反映中国新就业群体的情况。调查对象为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8~45岁的新就业群体，涵盖网约配送员、网络主播、电子竞技员、网络文学写手等新职业。剔除含缺失值的样本，最终保留有效样本9382个。

（二）变量

1. 因变量

本文的核心因变量是被访者的阶层地位认同以及阶层地位认同偏差。在调查中采用了五级阶梯量表，测量受访者主观认为自己当前所处的社会阶层，分别对应着“下”“中下”“中”“中上”“上”五个选项，我们将其进行重新赋值，1分表示最底层，5分表示最顶层，分数越高表明主观认同的阶层越高。阶层地位认同偏差主要通过“偏差程度”与“偏差距离”这两个核心指标对其进行衡量。其中，阶层地位认同的“偏差方向”旨在揭示个体自我认知偏离的方向，其计算方式为个体的阶层地位认同减去其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若结果为正值，意味着个体倾向于高估自身阶层，产生向上的认同偏移；若为负值，则反映出其认同向下偏移，即低估了自身阶层；零值则表示主观判断与客观事实完全一致。阶层地位的“偏差距离”则用以量化这种主客观差异的绝对幅度，它是通过计算前述二者之差的绝对值来获得，数值越大便表明个体对自己阶层归属的感知与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实际位置之间的剥离越严重，差距越悬殊。

为了测量阶层地位认同偏差，我们需要计算出个体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为了使被访者的阶层地位认同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同一比较口径之下，本文借鉴已有研究（范晓光、陈云松，2015；崔岩、黄永亮，2023），采用潜在剖面模型（Latent Profile Model），将“新职业青年就业、生活与权益保障研究”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合并，在更接近社会总体分布的参照系中基于收入和受教育年限识别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潜在类型。学界对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通常以教育、收入与职业地位为核心维度（梁玉成、贾小双，2022），在本文所使用的两套数据中，职业类别（尤其是新职业）在编码口径与可比性方面存在一定限制，而收入与受教育年限是最稳定、最可比的核心要素，因此以收入与受教育年限作为测量指标。模型拟合完成后，依据后验概率最大原则确定个体的类别归属，通过计算每个类别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均值，按均值从低到高重新排列并命名类别，形成从“下层”到“上层”的五个层次分布，此后仅保留新就业群体样本进行分析。由于篇幅限制，此处省略潜在剖面模型的具体分析步骤，有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索取。不同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层级在收入和受教育年限方面呈现出清晰的梯度差异，以平均月收入的对数作为收入指标衡量，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由低向高递进时，个体收入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下层群体的平均月收入对数为6.61，中下层为8.16，中层为7.87，中上层为8.67，而上层群体达到9.68，显示出明显的收入分层结构。在受教育年限方面，各层级之间同样存在显著差异，下层群体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52年，中下层为9.49年，中层为12.51年，中上层为11.34年，而上层群体则达到14.02年。较高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层级对应着更高的教育积累水平，尽管部分相邻层级在收入与教育排序上并非完全一致，但整体分布仍呈现出稳定的阶层梯度，这说明基于收入与受教育年限构建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分层能够有效区分新就业群体内部的社会经济差异。综合个体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计算结果及其主观认同状况，进而获得取值范围介于-4到4之间的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程度和取值范围在0到4之间的阶层地位认同偏差距离变量。

2. 自变量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新就业群体的就业质量，参考已有研究中的测量方法，主要从以下几个指标进行测量：工作保障、工作主观评价、雇佣条件和职业技能发展。其中，工作保障主要包括就业单位是否提供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雇佣条件主要包括周工作时长、月薪和合同签订情况，工作主观评价主要包括对工作总体的满意度、未来半年失业可能性，职业技能发展则从该职业所需技能水平和参与提高技能培训情况进行测量。由于就业质量与工作时长和失业可能性呈现负相关关系，本文参考相关研究（李中建、袁璐璐，2017），对工作时长和失业可能性标准化处理后，用1减去标准化处理后该指标的差来计算工作时长和失业可能性的反向指标。通过采取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并进行最大方差法对因子负载进行旋转后，10个变量析出4个公因子，这4个公因子的累计解释方差为63.5%，各个项目的KMO值均大于0.7，说明因子分析结果较理想（崔岩、黄永亮，2023）。4个公因子分别对应工作保障、雇佣条件、职业技能发展和工作主观评价4个测量指标，为了获得整体性的就业质量指标，本文以各公因子方差贡献率占总解释方差的比例作为权重进行加权合成，构建就业质量综合指标，用于后续实证分析。在模型中将4个公因子分别作为自变量，分析比较它们对新就业群体阶层地位认同的影响。为方便解释，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将就业质量综合指标以及四个就业质量维度的取值均转化为1～10分的连续变量。

除外，本文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户口类型、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婚姻状况与职业类型等。其中受教育年限由受教育程度变量转换而来，职业类型包括网约配送员、网络主播、电子竞技员、音视频创作者、全媒体运营人员、网络文学写手和农业经理人为代表的新职业从业者。各变量赋值与描述情况见表1。

（一）就业质量对新就业群体阶层地位认同的影响

本文首先分析就业质量对新就业群体阶层地位认同的影响。本文在模型选择上使用广义有序logit回归模型（generalized ordered logit model）来测量就业质量与阶层地位认同的关系。传统的定序Logistics模型和Probit模型都隐含“比例优势假设”，即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在所有类别之间是一致的，在一个累积类别到下一个累积类别时，回归系数应该保持不变（Peterson & Harrell, 1990）。然而，在实际数据分析中，这一假设往往难以满足。与传统的有序回归模型相比，广义定序变量回归模型放宽了“比例优势假设”的限制，使得不同类别之间的回归系数不再需要保持一致。在这一模型中，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即回归系数β）可以随着因变量取值的不同而变化，从而使得类别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严格的平行关系，该模型能够更灵活地捕捉不同类别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均衡影响，避免传统模型因违背比例优势假设而导致的估计偏差（Williams, 2006）。

从表2中可以发现，就业质量对新就业群体的阶层地位认同正向影响显著，假设1得到检验。具体而言，以第一组为例，在第一组选项的比较中，就业质量每增加1单位，受访者认为自己是“中下层”+“中层”+“中上层”+“上层”比认为自己是“下层”的可能性增加336.7%（β=1.474，OR=4.367，p<0.001），在第二组、第三组和第四组的结果中，就业质量的系数依然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这一结果表明，随着就业质量的提升，个体越可能将自己认同为较高社会阶层，尤其在从“下层”向“非下层”，或从“非上层”向“上层”的认知中，影响尤为显著。

从就业质量的细分指标来看（见模型二），工作保障、工作主观评价、雇佣条件、职业技能发展在新就业群体阶层地位认同的不同区间上呈现出各自的差异化影响。从工作保障指标来看，工作保障在第一组、第二组和第三组比较的结果中更加显著，即工作保障的提升会显著增强新就业群体的阶层地位认同，说明工作保障因素主要在新就业群体是否认同于中层及以下阶层发挥作用，而对形成“上层”认同的作用比较有限，单纯的“安稳”或“保底”属性不足以支撑新就业群体将自己认同在社会上层。从工作主观评价指标来看，工作主观评价在四个组别的比较中系数均为显著正向，且数值始终较高，尤其在第四组中——工作主观评价每增加1单位，受访者认为自己是“上层”比认为自己是“下层”+“中下层”+“中层”+“中上层”的可能性增加216.1%（β=1.151，OR=3.61，p<0.001），说明个体对工作的主观满意度等主观评价在形成更高的阶层地位认同中起到持续推动作用，这种认同更依赖于对工作稳定性、满意程度以及整体感受的主观判断，而不仅是客观条件的改善。从雇佣条件指标来看，雇佣条件仅在第一组和第二组的比较中具有显著性，说明基本的薪酬待遇、工作时长等客观要素是与较低阶层认同水平关联更紧密的因素，但在形成中上阶层及以上认同时，雇佣条件本身不再是决定受访者自认更高阶层的关键要素。从职业技能发展指标来看，其在四个组别的比较中系数均为显著正向，且在第四组的比较中，受访者认为自己是“上层”比认为自己是“下层”+“中下层”+“中层”+“中上层”的可能性增加53.3%（β=0.427，OR=1.533，p<0.001），这表明工作所能提供的发展前景与增值空间，是新就业群体自我评估是否进入“上层”的核心动力之一，更多的“附加价值”或“发展空间”是他们判断能否跻身更高社会地位的依据。

从职业类型来看，相比于网约配送员，网络主播、电子竞技员、网络文学写手等其他新职业更有助于其形成“非底层”的社会地位认知，但在形成“中上层”或“上层”的认知过程中，部分职业则显现出显著的认同瓶颈。具体来看，网络主播在模型二的第一组中显著，电子竞技员在第一、二组中均显著。相较于从事体力劳动的网约配送员，这些具有高度曝光度、依赖互联网技能的新就业群体，具有更高的收入弹性与社会可见度。在数字经济时代，这类职业凭借数字资本的符号化表达，曝光度与粉丝量转化为了可被计量、可被比较的指标，在日常交往与自我叙事中充当了一种象征性资本，能够被个体用来解释自身的社会位置与价值感，使从业者降低了其将自身认同为“下层”的倾向。但这些新职业看起来更“自由”、更有个人发挥空间，背后往往伴随着更强的不确定性。很多岗位缺乏稳定的雇佣关系，合同不完善，表面上自主性更强，但风险和负担也更大，劳动者需要用更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投入来维持竞争力，不足以形成“进入中上层或上层”的预期。

音视频创作者、全媒体运营人员、网络文学写手等具有高度创意色彩的新职业，相较于网约配送员更难形成较高阶层认同。农业经理人相较于网约配送员同样更难形成对“中上层或上层”的稳定认同。

总体来看，就业质量越高，新就业群体的阶层认同也越高，但细分后的就业质量指标揭示，不同因素对新就业群体自我定位的推动路径并不完全相同。工作保障和雇佣条件等安全性因素其作用更多体现在较低的阶层认知区间，它们通过降低个体化的生存风险与强化制度性融入，为劳动者提供一种可预期的心理安全感。社会保障的覆盖和雇佣条件的改善不仅意味着经济上的稳定，更是一种制度性承认，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得到社会体系的认可，其未来生活受到制度化的保护。而工作主观评价和职业技能发展等发展性因素则在形成较高阶层认知时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它们关乎劳动者能否在职业生涯中看到持续的成长与积累，并通过激发个体对未来的期望与向上流动的抱负来提升阶层认同的“上限”，从而在心理上形成“正在上升”的主观定位。在不同的阶层认知区间，安全性因素与发展性因素所造成的影响表现出差异化效应。

（二）就业质量对新就业群体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影响

本文进一步分析就业质量对新就业群体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影响。从模型三的结果来看（见表3），就业质量越高的新就业群体越倾向于高估自身阶层（β=0.247），假设2得到检验。高就业质量的新就业群体无论是在客观的经济收入、工作时长，还是主观层面的满意度、失业可能性等指标上，均处在前列（秦广强、林芸媛，2024），就业质量的提升不仅意味着客观雇佣条件的改善，也伴随着个体对自身职业价值与社会地位的积极评价，从而在主观层面上产生一种“阶层上移感”。

从就业质量的细分指标来看（见模型四），工作保障（β=0.109）、工作主观评价（β=0.311）和职业技能发展（β=0.128）对新就业群体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程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个体对工作的满意度、认同感越高，工作越稳定，拥有更多技能提升和职业晋升的机会，会让个体对未来有更好的预期，进而倾向于高估自身的阶层地位，这一发现符合以往研究的结果（张帆、郭小弦，2024）。然而，“雇佣条件”（β=-0.364）的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当客观的雇佣条件越好时，从业者越有可能低估自身的阶层地位，假设2得到进一步检验。拥有优越雇佣条件的个体，其参照群体也随之“水涨船高”，他们更可能与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人群进行比较，对更高阶层所具备的资源与地位差距有更清晰的感知，进而产生了更高的职业期望与社会流动目标。这种期望的提升在客观上强化了其向上流动的动机，但在主观上也可能使个体在进行阶层定位时更加审慎，倾向于低估自身的社会地位。从职业类型来看，和网约配送员相比，网络主播、音视频创作者、全媒体运营人员、网络文学写手和农业经理人等职业都表现出强烈的阶层地位认同向下偏移，这说明这些新兴职业虽然可能有较高的收入潜力或光鲜的表面，但普遍缺乏传统职业的稳定性、社会声望和清晰的晋升阶梯（张宾、赵常杰，2024），职业生命周期短，社会认可度不一。相较于角色明确、在城市运行中不可或缺的网约配送员，这些新兴职业者虽然看似更“现代”，但身处一个“头部效应”极其明显的行业生态中，极易感知到与顶尖同行的巨大差距，从而严重低估了自己的社会阶层地位。

在阶层地位认同偏差方向的基础上，本文最后对就业质量与新就业群体阶层地位认同偏差距离展开分析。从模型五的结果来看（见表4），就业质量水平越高，个体的阶层地位认同偏差距离越小（β=-0.125），假设3得到检验。这表明，就业质量的提升有助于增强新就业群体对其社会地位的现实感知，使其主观阶层认同更贴近自身的客观社会位置，从而降低阶层认同的偏差距离。

从就业质量的细分指标来看（见表4的模型六），工作保障维度（β=-0.080）、工作主观评价维度（β=-0.144）和职业技能发展维度（β=-0.040）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当个体拥有较高的工作稳定性与安全感，在工作中获得更积极的主观体验和社会认可，具备持续提升职业技能的机会时，他们对自身社会地位的判断有更清晰、更稳固的认知，在社会分层结构中会形成更为准确的自我定位，从而有效缩小阶层地位认同的偏差距离；然而，雇佣条件维度（β=0.190）的系数显著为正，假设3得到进一步检验。这说明优越的雇佣条件在提升个体当前福祉的同时，也可能激发了其更高的职业期望与社会流动期望。这种提升的期望会拉高他们对自己未来可能达到的“目标阶层”的定位，导致其主观期望与当前现实之间的差距被拉大，因此反而增加了阶层地位认同偏差距离。从职业类型来看，和网约配送员相比，网络主播、音视频创作者、网络文学写手和农业经理人的偏差距离均显著大于参照组，其中网络主播与网络文学写手尤为突出。这两类高度依赖个人品牌、创造力且收入呈“赢家通吃”分布的职业（郑建、段美玲，2025；蔡小华、王盼盼，2025），其从业者更容易在强烈的向上社会比较和不确定的成功预期中，形成与客观现实差距巨大的主观认知。相对于劳动过程与回报机制相对直接的网约配送员，那些成功标准更多元、未来更具想象空间但也更充满不确定性的技能性新职业，容易产生更大的阶层认同偏差。

本研究基于“新职业青年就业、生活与权益保障研究”数据，系统考察了就业质量对新就业群体阶层地位认同及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影响。本研究的发现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良好的就业质量整体上对新就业群体阶层地位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就业质量的提升显著增强了个体认同于更高阶层的可能性，并且这种影响在不同的阶层认同区间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化效应。就业质量不仅是帮助个体巩固其社会地位认同的保障性因素，更是促使其产生更高阶层认同的驱动性因素。第二，进一步细分就业质量指标发现，工作保障、工作主观评价、雇佣条件和职业技能发展四个维度对其阶层地位认同均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工作主观评价和职业技能发展在推动新就业群体形成较高阶层的自我认同上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稳定的工作保障和较好的基本雇佣条件等安全性因素主要有助于其避免底层认同，各维度的影响在不同阶层地位认同呈现差异化效应。第三，就业质量会影响新就业群体的阶层地位认同偏差方向。总体来看，以工作保障、工作主观评价和职业技能发展为核心的因素，通过提供心理安全感和未来发展预期，显著提升了个体的阶层认同，是驱动“向上偏移”的主要动力。而雇佣条件维度的改善反而显著加剧了阶层认同的“向下偏移”。这可能是因为拥有更优越客观条件的个体，其社会比较的“参照系”也随之“上移”，他们更可能将自身与行业顶尖或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进行比较，使其在进行阶层定位时更加审慎，倾向于低估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第四，就业质量对阶层地位认同偏差距离存在显著影响。就业质量的整体提升能够有效缩小阶层认同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偏差距离，促进个体实现更精准的自我定位。工作保障、工作主观评价和职业技能发展这三个维度通过构建稳定的职业预期和清晰的成长路径，为个体提供了明确的社会定位“锚点”，从而显著降低了认同偏差。然而，雇佣条件维度的改善却呈现出相反趋势，即显著扩大了认同偏差距离。这表明，尽管优越的物质条件是高质量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也可能激发更高的职业抱负与流动期望。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在评估自身阶层时，期望结构与现实之间的内在张力被放大，从而导致阶层认同偏离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无论这种偏离是高估还是低估，都增加了主客观阶层地位之间的差距。

收入的阶段性提升以及更正式的契约化用工安排，在主观层面被劳动者解读为职业地位提升与上升通道打开的信号，从而促使其提高阶层地位认同。但同时，长时间劳动、绩效考核与评价压力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又可能促使另一部分劳动者对自身阶层地位作出更保守的判断。这两种对立的判断在新就业群体内部产生并分化，显著扩大了阶层认同偏差距离。上述机制在直播、短视频创作等内容型平台劳动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一方面，直播行业普遍呈现“平台—公会—主播”的组织结构，公会通过签约、培训、资源配置与绩效考核等方式深度介入劳动过程，使劳动者更紧密地嵌入平台竞争逻辑之中（叶韦明、金一丹，2021；任桐、姚建华，2022）；另一方面，内容平台的流量分发与变现机制具有显著的头部集中倾向，少数头部创作者占据更高关注与回报，平台也对头部账号持续展示与宣传，容易推动从业者把参照对象放在“头部”而不是“普通从业者”，抬高对自身可能达到位置的预期。但现实收入与流量高度波动且路径不确定，主观阶层认同难以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同步变化，容易产生更大偏离（王烽权、江积海，2021；廖理等，2021）。

本研究的分析结果表明，就业质量在提升新就业群体阶层地位认同的同时，也减小了其阶层地位认同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偏差。然而，这一宏观层面的积极效应，并非由就业质量各维度因素简单线性叠加而成，而是多种内在逻辑不同甚至方向相悖的微观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为此，本文提出“安全—发展双路径”分析框架，通过区分就业质量内部的“安全性因素”与“发展性因素”，来深入阐释其差异化的作用与影响。

从安全性因素来看，制度化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是个体获得稳定地位的重要基础，不同的安全性因素通过不同的路径来巩固这种稳定。以工作保障为核心的制度性安全本质在于社会融入与身份承认，它通过减少职业流动的不确定性，提高了劳动者的安全感与社会融入度，使其在日常社会交往和心理预期中更有信心维持现有地位，从而缩小了主客观阶层认知之间的差距；而以雇佣条件为核心的物质性安全体现为显性的资源回报与社会声望的积累，它主要通过社会比较与期望提升发挥作用，通过提供高度可见且可比的雇佣条件和薪酬待遇，强化了劳动者对相对地位的感知，使其在社会比较中更易产生期望错位或地位焦虑，这反而使其在认知定位上更不稳定，表现为阶层地位认同偏差距离的增加。安全性因素通过稳定个体在市场中的地位来保障其未来的生活前景，因此在阶层认知的低、中段（如下层至中层的过渡），其正向作用尤为显著。

从发展性因素来看，工作主观评价和职业技能发展等要素，更多体现了个体在劳动过程中的自主性、创造性与成长空间，这些因素不仅直接改善了劳动者当前的职业体验，更通过提升职业能力与社会资源积累，为未来的阶层流动构建了心理预期。它们强化了劳动者的职业认同与自我价值感，提供了清晰的成长路径与持续的能力回报，为个体在社会地位认知上建立稳定的内在支撑。正是这种稳固的内在支撑使得个体在阶层定位更多地依赖于自身持续获得的成就感与对未来的稳定预期，增强了其对现有社会地位的认同感，并在面对外部社会比较或环境不确定性时表现出更高的认知稳定性，避免阶层地位认同偏差距离的增加。

本文认为在实施更积极的政策促进新就业群体、特别是青年新就业群体的就业工作中，需聚焦于就业质量的结构性优化，平衡好“安全性”与“发展性”两大支柱。首先，在筑牢安全底线方面，要注重规范就业的发展，维护劳动者的权益，提供更加可靠的社会保障，探索适应新就业群体的工伤、失业等保险新模式，强化劳动制度的“安全性因素”。与此同时，对于薪酬待遇等物质性安全因素，在保障劳动者获得公平报酬的基础上，更要通过规范平台算法、推动建立更稳定的收入机制，来规避其因社会比较可能带来的认知偏差。其次，在筑牢安全底线的同时，政策还应着力提升发展空间，要为各种新就业形态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注重保护新就业群体的发展期待和未来预期，为新就业群体构建系统化的职业发展支持体系，开发与认证适应新业态的职业技能等级体系，畅通职业晋升通道，提升新职业的社会声望与专业认可度以改善劳动者的工作主观评价，强化就业政策的“发展性因素”。总体而言，应将安全性保障与发展性支持有机结合，使新就业群体在享有与传统就业相当的制度性保障的同时，获得清晰且可持续的职业成长预期，从而有效促进其阶层地位的稳固与提升，实现高质量就业的制度性与发展性双重目标。